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上，完成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第一次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立法法程序有序推進，有關草案說明勾勒了該法的基本原則與框架。在香港各界有序參與下，這部眾人矚目的法律有望依照法律程序盡快完成，并落地生效，為香港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及市民自由權利提供堅強有力的制度屏障。

　　國家安全，不是香港法治的身外之物，它存在于憲法秩序之中。這部立法嚴格遵循了憲法、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制度規范，高度尊重并吸納了香港既有的人權標準與法治標準，建立了維護香港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香港反對派與外部勢力錯誤理解了“一國兩制”及其國家安全秩序，將“一國”與“兩制”對立，將憲法與基本法對立。他們概念中的香港法治似乎是一種看不見國家具體管治權和具體法律身影的、與西方無縫銜接的法治，是他們可以操控于股掌之間的法治。那是一種回歸前的香港殖民法治形象，絕不符合1997年之后香港的新憲制秩序。

　　在回歸后的憲制秩序中，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礎，國家安全成為核心要素與紐帶。然而，回歸2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漏洞不斷擴大，香港的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不斷挑戰“一國兩制”底線，造成香港的國家安全、社會的公共安全與個人安全均受到嚴重威脅。我們在去年的“修例風波”中對“港獨”、黑暴、攬炒有痛切感受，至今未能消除。故國安立法，乃是從“一國兩制”頂層制度設計出發，對香港的國家安全及公共安全與個人安全提供最基礎性的保護，為香港帶來系統安全與法治根基的規范性修復。

　　在缺失國家安全法律的條件下，我們看到了香港公共安全與個人安全的危機狀態：其一，香港法治難以應對“修例風波”中“港獨”、黑暴、攬炒的無底線破壞，止暴制亂始終無法閉環收功，顯示香港法治的結構性欠缺，所缺者正是中央立法所指向的國家安全；其二，香港社會秩序遭受極端暴力破壞，社會治安相關法律以及市民社會的自治機制無法應對超常規沖擊，社會安全呈現出諸多漏洞，社會仇恨、撕裂與暴力傾向不斷惡化；其三，個人自由與生命安全遭受威脅，不同意見人士遭受歧視和襲擊，投票時不敢獨立表達立場，民主權利遭受暴力脅迫；其四，在香港自治法律與執法能力無力應對時，各國投資者及在港旅行定居人士缺乏基本的尊嚴和安全感，香港法治與安全的國際聲譽遭受嚴重損害。這樣的香港絕不是繁榮穩定的香港，也絕不是“一國兩制”預期的香港，更不是大多數和平守法市民及國際社會理解和向往的香港。

　　香港社會被裹挾及仇視國家安全立法的后果，竟然是香港社會安全與個人安全陷入危險境地。這一點并不意外，因為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全、個人安全在根本原理上是一致及可協調的。

　　沒有任何一個現代文明國家不具有嚴格的國家安全立法及執法機制，中國香港長期存在的國家安全漏洞不是所謂自由民主的象征或驕傲，而是香港系統安全漏洞的重大缺陷。在香港本地無力完成國安立法的條件下，中央既不可能放任國家安全利益繼續受損，也不可能放棄對香港社會安全與個人安全的最終保護責任。中央直接立法，是為香港法律體系補上了國家安全漏洞，也是補上了現代政治文明與法治體系的顯著短板。

　　國安法落地生效將為香港市民創造繁榮穩定、自由安全的社會秩序與可持續發展的理性基礎：其一，國家安全與香港社會安全及個人安全密切相關，國安法的有效執行可以排除香港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對香港法治及社會秩序的顛覆性破壞，恢復香港市民的自由安寧生活；其二，國安法有助于快速完成香港社會的止暴制亂及社會和解重建進程，調理和塑造社會人心，幫助香港社會走出黑暴運動陰影，及時調整并融入國家發展與治理大局，為個人及社會的長足發展提供牢固的制度基礎和方向感；其三，國安法有助于穩定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進一步吸引國際投資者，并保障國家惠港政策安排及有關戰略謀劃對香港發展的正面支撐功能得到有序釋放；其四，國安法為香港社會建立正確的國家觀和是非觀，可以為市民提供明確有力的法律武器與黑暴勢力做斗爭，使香港每一個家庭的發展愿景都能夠與香港整體發展及國家發展相兼容并持續從中獲益。

　　我們有理由期待香港在這部國安法保障下回歸繁榮穩定與有序法治，并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行穩致遠，實現再次騰飛。國安，港安，才可天下安，或許這正是該部國安法的理想與使命所在。

　�。ㄎ呢�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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